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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责险:固危废相关企业绕不开的一件事!危废

发布时间:2020-11-17 14:14人气:
今年9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开始正式实施。第九十九条规定,“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由此,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以下简称环责险)在固体废物领域被强制。
所谓环责险,是指以从事环境高风险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主体因其污染环境导致的损害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现实中,有的企业因生产经营和管理不善等原因导致环境突发事故,往往会因企业停产乃至破产倒闭等而无法支付赔偿费用,结果给受害者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企业只要投保了环责险,实际上也就等于为环境污染受害者提供了权益保护机制。如此一来,若再遭遇环境事故,其相应的赔偿责任全部由保险机构承担,企业只需负担一定的保费支出。
遗憾的是,即便是如此简单的制度安排,仍然无法激起一些企业投保的积极性。因为对于它们来说,保费负担与赔偿激励不相容,且事故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以致于投保环责险并不能成为企业的理性选择。借政府之力强制企业投保,有助于填补环责险有效需求不足缺口,为环境污染受害者提供权益保护机制。
实施环责险有助于增强环境政策工具协同效应。迄今为止,在生态环境保护实践中,人们已探索出不少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主要由技术手段(清洁能源技术等)、行政手段(限产、限排等)、经济手段(罚款、环境税等)和包括环责险、环境产权交易等在内的市场手段构成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理论上,作为环境政策工具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工具的缺位,都会对整体的协同效应产生难以预期的影响,因为它们之间是天然啮合的,具有内在的依存性和互补性。实施环责险有助于增强环境管理的整体性和完整性。
环境问题的核心就是消除负外部性,避免公地悲剧。实施环责险能够迫使企业将本应内在化的环境风险防控成本(环责险)纳入到产品成本核算体系之内,使其产品成本能够真实反映资源环境代价。然后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倒逼企业加大环保投入,从而达到助推环保的目的。
实施环责险,保险机构成为事实上的环境事故赔偿责任主体,这一制度安排的直接经济效应是倒逼保险机构在承保前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做到环境风险损害与保险保障相匹配;在承保期间进行“环保体检”,及时为投保企业装上“安全阀”。总之,保险机构为缓解环境风险赔偿责任压力所作的一切努力,在客观上起到了提升环保质量和效率的作用。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范围包括了:
第三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害
因突发环境事件或者生产经营过程中污染环境,导致第三者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造成人体疾病、伤残、死亡,或者直接造成第三者财产损毁或价值减少,环境高风险企业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
生态环境损害
环境高风险企业发生较大、重大或者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导致生态环境损害而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包括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和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必要合理费用。
应急处置与清污费用
环境高风险企业为避免或者减少第三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或者生态环境损害而支出的必要、合理的应急处置费用、污染物清理费用。
不同于普通保险,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有以下特点:
(1)它对环境高风险企业具有强制性,如果企业不按要求投保或续保会被罚款。
(2)投保前,保险公司需要对企业进行风险评估并出具环境风险评估报告,在合同期间开展环境安全排查隐患。
(3)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保险期间为1年,解除合同需要书面通知环保部门。
我国2007年开始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2013年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仍因为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而陷入推行困境。据统计,自2007年起,全国共有江苏、广东、贵州、河北等多个省在全省范围或部分城市推行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从各省市颁布的指导文件来看,各地方的试点方式各不相同,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类型:一类是自愿型投保;一类是强制性投保,但未有强制性约束;还有一类是强制性投保,辅以其他行政手段强制约束。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停滞不前,强制施行的呼声越来越高。
 
2017年6月,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发布《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进行意见征集。2018年5月7日,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在京主持召开生态环境部部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草案)》。当年6月24日公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推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在多项政策的频繁推动下,各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也在各地推广开来。
 
在这方面,深圳先行一步。深圳在2009年以来自愿型环责险试点的基础上,2017年开始,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由环保部门和保监部门列清单、创产品、建规则、定标准、做指引。截至2018年底,共有774家企业投保,保费约2000万元,保额逾11亿元,投保数量、保费及保额大幅度增长。其中,风控服务覆盖率达100%,初步构建了“风控﹢保险﹢理赔”全过程风险管理模式。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深圳市审计局局长陈倩雯表示,今年要向有关部门建议加大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推行力度,运用市场手段提升生态环境风险防范水平。
 
2018年6月1日,海南出台《推进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意见》,首批选择环境污染排放量大、环境风险隐患较多、生产规模较大的石化及造纸行业作为环责险试点行业,自6月1日起,试点行业应当投保环责险。鼓励涉重金属、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处置、医疗废物处置等其他行业积极投保环责险。
 
2018年以来,云南省稳步推进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截至目前,102家试点企业投保费额共202.9万元,为投保企业提供保险保障共1.914亿元。
 
2019年1月,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制定印发了《贵州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风险评估指南(试行)》,《指南》的出台,将为贵州省相关投保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企业开展保前风险评估提供科学的依据。
 
2019年3月,《山东省实施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管理办法》施行,从试点向全面推行阶段推进,同时从企业自愿转变为要求高风险企业强制投保,其余企业自愿投保模式。这标志着山东省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正在实现三个转变:从试点阶段向全面推行阶段转变;从完全依靠企业自愿投保,向环境高风险企业强制投保和其他企业自愿投保相结合转变;从各市自行制定游戏规则向全省统一制定保险条款、基础保险费率及其调节系数转变。
 
2019年5月9日,武汉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将探索推进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方案》明确生态环境损害是指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森林、湿地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以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退化。
 
对于京津冀一体化热点区域——河北,4年多来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的企业累计3738家次,转移风险金额128亿多元。未来,河北将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对于绿色保险,业内保持了非常乐观的态度。今年6月19日,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在保险业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投资发展论坛上表示,通过几年的探索与实践,中国保险业在绿色金融,特别是绿色投资领域取得了初步成果,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未来进一步在绿色金融领域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目前已形成了具有保险资金运用特点的“间接投资+直接投资”的绿色投资体系,为引导和推动保险资金支持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的发展制度框架。2019年6月1日,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在绿色经济论坛上说,“保险在绿色金融方面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不仅是在资产方(投资角度),在负债方(保险产品)空间更大,也对有效管理自身未来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更加重要。保险业的绿色化,预计会成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下一个爆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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